比利時新聞

三十萬人的憤怒，沒有一把火：比利時白色遊行三十週年

三十年前，三十萬名憤怒的比利時人走上布魯塞爾街頭，沒有放火，也沒有砸車。白色遊行30週年，重新思考和平抗議如何讓訴求被真正聽見。

三十年前，三十萬人的憤怒化成白色人潮；三十年後，街頭的火光再次讓人思考，憤怒該如何被聽見。

三十年前的今天，布魯塞爾街頭也擠滿了人。1996年10月20日是個星期天，大約三十萬人從比利時各地湧進首都。北部說荷語的、南部說法語的，那一天走在同一條路上。他們穿著白衣，拿著白色氣球和花，有人牽著孩子，更多人沉默地走。那一天後來被稱為「白色遊行」（Marche blanche／Witte Mars），至今仍是比利時規模最大的群眾集會之一。

三十萬人上街，不是因為心平氣和。他們非常憤怒，可是那一天沒有汽車被翻倒，沒有火被點起，街道也沒有變成警察與示威者追逐的戰場。三十萬人的憤怒，就這樣安靜地走過了布魯塞爾。三十年後再看這一天，或許值得問：公民對政府與制度的不滿，一定要靠破壞才能被聽見嗎？

那一年，比利時真的很憤怒

1996年8月13日，Marc Dutroux被捕；兩天後，被囚禁在他地下室的Laetitia Delhez與Sabine Dardenne獲救。接下來幾個星期，調查人員陸續找到Julie Lejeune、Mélissa Russo、An Marchal與Eefje Lambrecks的遺體。

真正讓怒火燒向整個國家的，還不只是犯罪本身。調查逐漸揭露警方與司法曾經錯失救人的機會。Dutroux早有綁架、強暴少女的前科，警方也曾搜索他在Marcinelle的房子，卻沒有發現地下室的密室。民眾開始追問：如果警察、憲兵與司法單位之間能夠正常合作，這些孩子是不是有機會活下來？悲傷於是變成對整個制度的不信任。

遊行前幾天，深受民眾信任的調查法官Jean-Marc Connerotte，又因出席一場與受害者相關的義大利麵募款晚餐，被最高法院以偏頗之虞撤出此案。這項後來被稱為「義大利麵判決」的裁決，讓怒火瞬間爆發。各地出現自發抗議，安特衛普有人向法院扔石塊、打破窗戶；在Hasselt，失去女兒An的父親Pol Marchal甚至親自出面安撫幾乎要開始破壞的群眾。

所以，1996年的比利時並不是一個人人冷靜克制的社會。怒火同樣曾經逼近失控的邊緣。

也正是在這樣的氣氛裡，受害孩子的家屬決定發起一場完全不同的遊行。他們要求和平，拒絕政黨旗幟與工會顏色，選擇白色，象徵孩子、純真，也象徵非暴力。

結果來了三十萬人。

三十萬人為什麼沒有失控？

時任首相Jean-Luc Dehaene後來回憶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當時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，如果他們選擇另一個方向，那股民怨很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結果。

這也正是白色遊行最值得記住的地方。那些人不是沒有理由憤怒，他們正在質問警察、司法與國家機器，甚至懷疑政府是否還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孩子。但受害者家屬沒有要求群眾砸東西，也沒有把憤怒指向商店、電車、垃圾桶，或是一輛碰巧停在街邊的汽車。

三十萬人就這樣走完了那一天。

三十年後，同一座城市

三天前，2026年10月17日，布魯塞爾街頭又出現抗議人群。當天的背景與白色遊行完全不同，早上的參與者包括學生、教師與工會人士，到了中午，人群組成已經改變，媒體報導南站附近聚集的五、六百人主要為反法西斯示威者，不能簡單視為學生運動的延續。

中午過後，畫面也變了。有人築起路障、向警方投擲物品，垃圾被點燃，一輛汽車被翻覆，警方則以水砲和催淚瓦斯回應。

不能因為有人破壞，就把所有參與示威的人都稱為暴徒。和平表達訴求的人和砸東西的人，不應混為一談。1996年也是如此：白色遊行之前有人扔石頭，並不代表後來三十萬人的遊行是暴力的。

但這也帶出另一個問題：當少數人的暴力成為新聞最醒目的畫面，原本走上街頭想說的那些話，還剩下多少人聽見？

和平，不等於沒有力量

把1996年與2026年直接相比並不完全公平。時代、參與者、組織方式與訴求都不同。但白色遊行至少留下了一個事實：大規模而且充滿憤怒的公民抗議，可以是和平的。

三十萬人的克制，也沒有讓那一天失去力量。遊行之後，比利時國會成立調查委員會，重新檢視警方與司法的失誤；兒童失蹤與性剝削問題得到前所未有的公共關注，後來成立的Child Focus也成為這段歷史留下的重要制度之一。真正的警察體制改革還要等到後來的政治協商，以及1998年Dutroux短暫脫逃帶來的另一次震撼。和平抗議沒有讓所有問題立刻得到解決，但它讓整個國家無法再假裝問題不存在。

有人說，如果不騷動，政府根本不會聽見。這句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，因為和平讓問題被看見，並不保證問題會立刻被解決。只是「被看見」和「被聽懂」仍然是兩回事。火光確實能讓鏡頭轉過來，但鏡頭轉過來之後，拍到的往往是火，而不是人們原本為什麼走上街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