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法國到比利時：政府沒錢，學生還能抗議嗎？

從九月中開始，法國的高中生堵住校門、走上街頭。有人抱怨老師請假後，幾個星期都找不到代課；有人的教室擠進三十多人；老舊校舍漏水、廁所失修，夏天熱浪來時，教室裡的溫度逼近四十度。十月六日，運動來到高峰：據法國內政部統計，全法約二十六萬六千人參加示威，八百九十一所高中全部或部分受到影響。

幾乎同一時間，這股封校潮越過了國界。十月初，比利時列日的中學生也走上街頭，接著是其他瓦隆城市。他們抗議公車月票漲價、大學學費調漲，也是在替自己的老師撐腰：法語區的中學教師已經抗議好幾個月，因為政府要把高年級教師每週的授課時數從二十節提高到二十二節。至於大學生，其實早就上街了。學費從今年九月起正式調漲，多數學生要付的金額從八百三十五歐元變成一千一百九十四歐元。

這些不滿各有道理。老師有沒有來、教室坐不坐得下、學費又漲了多少，確實是年輕人每天真正面對的教育。只是事情往另一面看，又沒有那麼簡單。

漏水的屋頂不歸巴黎管

法國政府並不是完全沒有增加教育經費。二〇二七年的教育預算草案增加約十二億歐元，只是在學生人數下降的背景下，也同時調整了教師員額。抗議升高以後，教育部長隨後承諾，明年高中不會刪減教師職位。

所以「教育資源不足」並不能簡單翻譯成「政府不肯花錢」。國家可能多編了預算，某一所高中還是找不到代課老師；中央政府可以增加教育支出，由地方大區負責的校舍仍然可能漏水。錢從巴黎出發以後，要經過制度、地方政府、人事配置，最後才會抵達一間真正的教室。預算表上的增加，和學生坐在什麼樣的椅子上，有時隔著很長的一段路。

而且法國本身也過得不寬裕。公共債務與赤字都高，政府一邊被要求控制支出，一邊又被學生、醫院、公務員與其他公共部門要求增加資源。每個人的要求單獨拿出來都很合理，加在一起，財政部的計算機大概就開始冒煙了。

三億歐元的利息

比利時法語區的帳，則更難算。

負責法語教育的瓦隆－布魯塞爾聯邦，有一個外人很少注意的處境：它沒有自己的稅收。它的錢幾乎全部來自聯邦依法撥付的款項，不能自己加稅，能動的就只剩支出。偏偏這筆支出，大部分是教育、托育與文化。

這些年它年年赤字。到二〇二五年底，債務已達一百四十二億五千萬歐元，和一整年的收入一樣多。如果什麼都不改，二〇二九年將膨脹到二百一十六億，是年收入的一倍半。光是每年的利息就約三億歐元，大約等於整個文化預算。而政府這一輪節省措施的目標，也只是把每年的赤字穩定在十二億左右，談不上還債，只是讓債務別再失控。

學費改革就是在這樣的帳本裡出現的。新制改成分級：領獎學金的學生仍然免學費，較低所得者付三百七十四歐元，一部分人維持八百三十五歐元，其餘的學生，也就是政府估計的五成八，則漲到一千一百九十四歐元。這筆學費預計可以省下約五千萬歐元。政府也指出，原來的學費長期沒有隨物價調整，這次等於一次補回部分差距。

站在學生這一邊看，三百多歐元不是紙上的小數目。法語區學聯統計，全年都在打工的學生比例，已經從幾年前的兩成二升到四成二。

站在政府這一邊看，這筆錢如果不從學費來，就得從別的地方來：托育、文化、中小學，或者繼續借，讓利息再吃掉更多預算。今天不處理的債，最後仍然由下一代償還，而下一代，正是今天坐在教室裡的這些人。

於是雙方說的其實都是真的。

一張優先順序表

問題也就來了：如果政府真的沒錢，學生還可以抗議嗎？

當然可以。

抗議並不表示國庫裡會突然多出一筆錢，也不表示政府必須照單全收。抗議真正要問的是：如果錢不夠，為什麼先減這裡？教育應該排在什麼位置？代價要由誰承擔？

學生可以問：「你把錢放到哪裡去了？」政府也可以反問：「那你希望我從哪裡減？」在比利時法語區，這個反問特別難回答，因為桌上能減的，幾乎都是別人同樣在乎的東西。

這大概就是民主最麻煩、也最珍貴的地方。政府不能因為有人上街就印鈔票，人民也不能因為政府喊窮就從此閉嘴。公共預算看起來是一張冷冰冰的表格，其實每一列數字都在回答同一件事：我們認為什麼比較重要。

在法國，抗議擴大以後，政府宣布全國每所學校空出半天停課，逐校盤點問題；各大區也開始清點廁所、暖氣與設備的急迫需求，首份總結預定十月十六日出爐。距離總統大選只剩半年多，有些今天站在街上的高中生，明年春天就要第一次投票。在比利時法語區，學費已經漲了，政府沒有退讓的跡象。法語區政府首長說，她理解這股怒氣，也認為它正當，只是帳還是得算。

只隔著一種語言

但比利時這股浪潮越過了國界，卻沒有越過語言邊界。

在佛蘭德，學生沒有跟著封校。這不是因為荷語區的學生特別滿意，也不是因為佛蘭德突然成了教育天堂，而是比利時的教育權主要屬於三個語言共同體：荷語、法語與德語。法語學校由瓦隆－布魯塞爾聯邦負責，荷語教育則由佛蘭德共同體管理。教師政策、高等教育、學費與學生補助，各走各的制度。法語共同體的財政出了問題，佛蘭德不會隔天就把同一張帳單寄給魯汶或根特的大學生。

最能說明這件事的地方，其實是布魯塞爾。法語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與荷語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，原本系出同源，校區幾乎相鄰。法語那邊的學生曾在校門口擺了一座假收費站，標價一千兩百歐元；隔壁的學生照常上課。中間不必越過任何邊界，只隔著一種語言。

國界只有一條，教育的帳本卻不只一本。

當然，佛蘭德也沒有真的置身世界之外。它一樣面臨公共支出、人口結構、教師短缺與高等教育財務的問題，只是政策選擇不同，這一波措施沒有直接落在它身上。

留在時間表裡的抗議

再把目光移到台灣，畫面又換了一種顏色。

台灣很少因為高中廁所失修、教師員額或大學學費，出現幾百所學校同時封鎖校門。這並不代表台灣學生過得比較輕鬆。壓力只是比較少出現在街道上，更多時候留在學生自己的時間裡。

學習歷程要整理，自主學習要規劃，考試不能放，社團最好也要有，升學方向還得提早想。兒福聯盟過去的調查顯示，許多高中生在一〇八課綱下感到明顯壓力，學習歷程、自主學習與未來生涯方向，都名列主要壓力來源。

這是一種很不一樣的教育代價。

法國學生可能站在校門口說：「我們的老師不夠。」

比利時法語區的大學生問：「為什麼學費又要增加？」

台灣學生比較常問自己的，卻是：「我還少做了什麼？」

前兩個問題比較容易找到政府，第三個問題最後往往回到自己身上。

在校門被堵住以前

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太想把這三個地方寫成「歐洲學生敢抗議，台灣學生只會忍耐」。這樣講很痛快，卻把事情說得太簡單了。法國有悠久的街頭政治文化，比利時有工會與學生組織的制度傳統，台灣學生也不是沒有發聲，只是更多透過學生團體、記者會、連署、校務會議與政策討論進行。

真正值得比較的，其實是學生在制度裡到底有沒有位置。

政策決定以前，有沒有人問過他們？當政府決定學費分幾級、老師一星期多教幾堂課、學習歷程要怎麼做時，那些每天真正坐在教室裡的人，是參與者，還是最後才收到通知的人？

法國學生和部長會面以後說，政府的回應裡只有一項讓他們滿意：讓學生在學校裡有更多說話的位置。至於老師與校舍，還在等。十月十三日，他們又號召了新一波動員。

煙霧裡要分開的幾件事

至於抗議本身，也不能因為訴求正當，就替所有行為開一張空白支票。

用封鎖校門來爭取更好的教育，本身就帶著矛盾。老師不足、校舍老舊都是真的，但校門被堵住的那幾天，被擋在外面的，也有想上課、要準備考試的同學。少掉的課不會由政府補回來，而有能力請家教把進度追回來的，往往不是最依賴公共教育的那些孩子。抗議想保護的人，可能正是最先付出代價的人。

法國與比利時的部分示威還出現了縱火與破壞，列日也有學生遭到逮捕；法國則有高中生在警方執法中受重傷，警察監察單位已經介入調查。學生和平抗議是一件事，堵住同學的教室是另一件事，砸東西又是另一件事；警方維持秩序是一件事，使用多少武力又是另一件事。把這些責任分開，才是真正尊重抗議。

街頭不是誰聲音大誰就有理的地方，政府辦公室也不應該是誰掌握預算誰就不用解釋的地方。

最安靜的地方

最後繞了一圈，問題還是回到錢。

政府的確可能沒有足夠的錢滿足所有人，教育也不可能永遠只加錢而不問效率。學生可以抗議，政府可以拒絕，納稅人也有權問每一歐元到底去了哪裡。

削減教育最容易的地方，往往是最安靜的地方。一堂沒有補到老師的課、一個多塞進教室的學生、一筆多出來的學費、一個為了學習歷程熬到半夜的高中生，都不會立刻讓國家的財政報表變難看。

可是債務也一樣安靜。每年多付的利息、往後才到期的借款，不會有人為它堵住校門，最後卻同樣要由今天坐在教室裡的人來還。

教育的帳和債務的帳，都從來沒有消失。

政府的錢確實不是無限的，學生的青春也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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