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讓水替他等待——追念迪迪耶.德關(Didier Decoin)
法國龔固爾文學獎作家迪迪耶.德關逝世,享年八十一歲。從《林園水塘部》到《鐵達尼號女侍》,他的小說始終寫著等待、時間與水,也讓我重新理解,一位作家如何相信讀者。
迪迪耶.德關走了,享年八十一歲。
新聞裡有一句話,我反覆讀了幾次:他將葬在諾曼第 La Hague 岬的一個小村,面朝他生前深愛的大海。
一個寫了一輩子水的人,最後把自己安放在能一直看海的地方。這很像他會寫的結尾——不解釋,不總結,只是把人放到對的地方,讓風景自己把話說完。
我喜歡他,喜歡的正是這一點:他從不講大道理。他寫的都是平凡的人、平凡的事、平凡的物——一尾魚、一個夜晚、一段水路——然後退到後面,讓那些小東西自己長出意思來。他相信讀者。這種克制,比任何說教都更靠近人。
我讀過、激動過的那三本書,底下其實流著同一件事:等待。
《林園水塘部》(Le Bureau des jardins et des étangs)裡,一個女子背著幾尾活鯉,徒步走過整個國家,要把丈夫生前養的魚,送到京城宮廷的池子裡去。故事表面在寫日本、寫庭園、寫水,可真正被寫的,是等待本身——等魚長成,等池水澄清,等一個人走完一條沒有盡頭的路。
更教我動容的,是寫這本書的姿態本身:他一生從未踏上日本,花了十幾年,讀《源氏物語》、讀古地圖、讀史料,硬是憑想像力,一寸一寸蓋出一整座平安京。那也是一種等待——不是等靈感從天而降,是守在書桌前,等一座城慢慢在紙上長出來。他把「等」這個字養在水裡,也養在書桌前。你讀著讀著會發現,最難的從來不是抵達,是抵達之前那段誰也替不了的路。
《鐵達尼號女侍》(La Femme de chambre du Titanic)換了一種等待。一個男人,用餘生反覆講述一夜——一個借宿的女子,一段或許根本沒發生的愛情。他愈講愈完整,愈講愈分不清哪些是記得的、哪些是想出來的。那也是一種等待:等記憶自己顯影,等一件事在反覆訴說裡,長成比真相更真的東西。德關沒有審判他,沒有戳破他。他只是讓我們看著一個人,如何靠一則自己編出來的故事,把一生撐了下來。殘忍是真的,溫柔也是真的,而他一句也不替誰解釋。
我喜歡的不只是因為他的故事,而是因為他對讀者的信任。他相信讀者能在安靜裡聽見水聲,不必有人站出來替一切命名。
到了晚年的《比塞大游泳者》(Le Nageur de Bizerte),等待被壓到最低、也拉到最長。文字更沉、更靜,像一個人游到水中央,回頭望自己來時的岸。游泳是一種最誠實的等待:你只能一下一下地划,身體替你數著時間,對岸不會因為你著急就靠近一寸。那本書讀起來,像他在替自己的一生做這個動作——不張望結果,只是划,只是等,只是把水一段一段地渡過去。
三本書,三片水域:一池、一場海難、一片要橫渡的海。而寫這些的人,自己是航海迷,做過「海洋作家」的主席,最後要面朝大海長眠。原來他一輩子都在寫水,因為水最懂等待——水不辯論,不下結論,它只是承載、流過、映照,然後把時間慢慢地帶走。
而他一生看顧的,也正是那些困在時間裡、等著被看見的人。《地獄約翰》(John l'Enfer)裡那個吊在紐約高樓外擦玻璃的原住民工人,《鐵達尼號女侍》裡那些擠在底層、只能靠一則故事取暖的小人物——都是被城市遺忘、卻仍在等的人。
晚年他當上龔固爾學院主席,推動設立「獄中人龔固爾獎」,讓數百名在牢裡服刑的人也能讀入圍作品、參與評選。這件事很像他會做的:獄中人是這世上最懂等待的一群,等刑期、等一封信、等外面的世界還記不記得自己。德關把一座百年文學獎,遞進了那些最漫長的等待裡。他的目光,始終落在被遺忘的人身上。
而他自己,晚年也一直在等。長年與癌症相處,他沒有停筆,今年四月還出了新書;臨終前的病榻上,手裡捧著的,還是一本剛出版的書。一個清楚知道時間所剩不多的人,仍舊一下一下地划——不是不怕,是把「怕」留給自己,把「字」留給我們。
如今輪到我們等待了。
等待一本再也不會寫出的小說,而他不用再等,他已經到了對岸,那裡有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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