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利時新聞

一張配偶簽證，能說明多少人生？布魯塞爾82%的跨文化伴侶

布魯塞爾82%的伴侶具有外國背景，跨文化家庭已成日常。台灣卻有人以「配偶簽」嘲諷海外移居者。一張居留證，真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嗎？

一張配偶簽證，說不完兩個人的故事，更定義不了一個人的人生。

「你們是怎麼認識的？」

對許多跨文化伴侶來說，這恐怕是再熟悉不過的問題。問的人多半出於好奇，沒有惡意。只是問到第一百次，回答的人會慢慢發現，自己其實是在交代：交代這段關係為什麼成立，交代它是不是「真的」。

拼成的多數

十月，比利時Odisee應用科技大學家庭科學研究中心公布一項研究：布魯塞爾82%的已婚或同居伴侶，至少一方具有非比利時出身背景。 全比利時是36%，佛蘭德斯是26%。一九九二年，雙方都是比利時出身的伴侶在布魯塞爾還是多數；三十年後，已不到五分之一。

這個數字容易被讀成「八成的人都和外國人結婚」，其實不是。研究將父母的出身背景也納入判定，雙方具有相同非歐盟出身背景的伴侶，比例從一九九二年的16.6%升到二〇二三年的36.3%。其中也有不少是在比利時長大的移民後代彼此相遇。研究者說，布魯塞爾已是一座「多數由少數組成」的城市，多元之中還有多元。

但這項收錄於《Liefde in kleur》（愛情的色彩）一書的研究，最耐人尋味的不是數字，而是研究者訪談後的發現：這些伴侶的壓力，很多並不來自彼此，而是來自外面。親友無心的提問、對某種文化的刻板印象，以及或隱或顯的歧視。

兩個人結婚，原本是兩個人的事，卻經常得向整個社會交代。

斡旋的人

十一月六日，布魯塞爾媒體訪問了一位專辦跨文化婚禮的策劃師Sergio Leite Faria。他來自安哥拉，從業十四年，經手過約兩百五十場婚禮，說自己有時像個外交官，得在兩個家族對儀式、飲食與時間的期待之間斡旋。

而國家也會在門口多問一句。二〇一一年，比利時收緊家庭團聚規定，為依親設下更嚴格的收入、住房等條件。針對假結婚與假同居，另有一套審查機制。即使在跨文化家庭如此普遍的城市，一段跨國婚姻要換來合法居留，仍得符合國家設定的條件，並提出證明。

換了口音

在台灣，門口那一句換了一種問法。

最近網路上，一些透過婚姻移居海外的台灣人被貼上「配偶簽」的標籤，甚至被叫做「靠夫族」。尤其是經營海外生活粉專的創作者，分享異國生活、評論台灣社會或介紹海外制度時，有些留言不再討論內容，而是丟出同一種句型：「你不就是嫁過去的嗎？」

這句話不談文章寫得對不對，只問你憑什麼寫。

內容當然可以被檢驗。資訊錯了、海外生活說得太美、貶低留在台灣的人，讀者都有權批評。但「你說得對不對」和「你憑什麼說」是兩個問題，而後一個一旦出現，前一個往往就沒有人再討論了。

拉長的那個音

這種問法，也不只出現在網路上。

我也被問過。問我的人是一位台灣派駐比利時的官員。第一次見面，他問：「你是怎麼來比利時的？」我說，我先生是比利時人。他拉長了音：「喔～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來的。」

我後來常想起這一幕。他沒有問我在做什麼、想做什麼，只問我是怎麼進門的。答案一出來，其他的就都不必問了。

配偶簽證只是一種法律上的居留途徑。它說明一個人如何取得在某個國家生活的資格，說明不了他的學歷、能力，也說明不了他往後怎麼過。因為婚姻來到比利時的人，一樣得自己學語言、摸索行政制度、找工作、交朋友，一點一點在這裡站穩。婚姻可以打開一扇門，卻不會替任何人走進去。

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？

真正值得停下來看的，是「靠夫族」這三個字。

它預設了一種單向的婚姻：丈夫提供收入與居留，妻子接受照顧。在這套算法裡，能計入貢獻的只有薪水和證件。照顧家庭、養育孩子、維繫兩地的親屬，全都歸零。

「嫁雞隨雞」又更進一步。「靠」至少還承認有人在接受照顧；「隨」連選擇都拿掉了，彷彿那個人不是自己決定來的，只是被帶來的。

還有那位婚禮策劃師說的外交工作。說來諷刺，自認是外交官的是他，用一句俗語打發人的，卻是代表台灣的官員。策劃師做的是一天，跨文化家庭做的是一輩子：在兩種語言之間翻譯長輩的關心，在兩套節慶之間排出行事曆，在兩個家族的期待之間找一條彼此都過得去的路。這份工作沒有職稱，也沒有薪水，多半落在移居的那一方身上。

而且這份工作從來不是單向的。外籍伴侶回台灣過年時學著圍爐、學著聽懂長輩的一句台語，又算是「靠」了誰？我們也很少聽到有人說「靠妻族」。

人生本來就不是一場不准接受幫助的比賽。有人靠父母供應教育，有人靠獎學金，有人靠朋友介紹工作，也有人因為婚姻走進另一個國家。起點可以討論，但不能只憑起點就替一個人下定論。

有些因婚姻移居的台灣人，正是用跨國家庭的生活與人脈，讓更多外國人認識台灣的飲食、節慶與民主。這很好。但就算一個人什麼都沒有推廣，只是安靜地在異國過日子，他持有的那張配偶簽證，也不該成為被羞辱的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