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來掃地？比利時街頭到台灣教室的一堂老課

比利時 Aalst 最近出現了一支有點特別的「清潔隊」。四百多人來自二十一家公司與非營利組織，拿著垃圾袋、手套和撿拾夾走上街頭，沿著市區與周邊村鎮撿垃圾。有人撿罐子，有人撿包裝紙，最多的還是散落各處的菸蒂。有些公司乾脆把這天當成 team building，平常一起坐在會議室裡的同事，換個地方，一起彎腰。

前些日子的 World Cleanup Day，比利時幾個城市也有類似的行動。布魯塞爾約兩百名志工沿著運河與 Tour & Taxis 一帶清理街道，安特衛普、列日也有人響應。

這類活動在比利時並不新鮮，地方政府、環保團體和居民志工本來就有清理 zwerfvuil——街頭散落垃圾——的傳統。這幾年的變化在於，它逐漸從少數環保志工的行動，走進企業、社區與大型公共活動。撿垃圾也有了愈來愈多的名字：公民參與、永續、社會責任，甚至團隊建立。

讀到這些新聞，我想到的是台灣的學校。

沒有人問為什麼

對許多台灣人來說，「大家一起打掃」從來不是值得特別辦一場活動的事。我們從小就掃。

早上到校，或是放學前，掃把、畚箕、抹布一一拿出來：有人掃教室，有人拖地，有人擦黑板，有人倒垃圾；運氣差一點，會被分到廁所或外掃區。老師分配工作，衛生股長檢查，做得不好就重來。

那時候很少有人問：「學校為什麼不請人來掃？」打掃本來就是上學的一部分，就像升旗和午睡一樣，沒有人覺得需要理由。

這個習慣和日本教育留下的影響有很深的關係，但也不是一句「台灣跟日本學的」就能交代。日治時期的公學校已有固定的清掃制度，學生分區負責，平日例行打掃，學期初與學期末還有大掃除。當時的衛生教育、集體生活與紀律訓練，慢慢把「自己使用的地方自己整理」帶進校園。

戰後，政權換了，教育制度也換了，學生掃教室、掃校園的習慣卻留了下來，一代傳過一代，最後成了許多台灣人共同的學生記憶。

推回去的椅子

日本學校至今仍保留學生共同清掃校舍的傳統。孩子掃的不只是自己的座位，還有教室、走廊、樓梯與其他公共空間。它當然有維持整潔的實際功能，但背後還有另一層意思：公共空間不是「沒有人的」，而是「大家的」。既然用了，就有一份照顧它的責任。

所以對我們這一代台灣人來說，掃地多少也是教養的一部分。

離開前把椅子推回去，看到地上的紙順手撿起來，走之前稍微收一下——甚至那張紙根本不是自己丟的。小時候未必喜歡，卻在日復一日的打掃裡，學到一件很簡單的事：

這個地方不是我的，卻也有我的責任。

台灣甚至有一所大學，把這件事從小學一路延伸到了大學。

先發一把掃把

東海大學自 1955 年創校起就實施「勞作教育」，至今仍是校內很重要的傳統。大一新生必須參與校園環境整理與服務。對東海而言，這不是單純找學生來打掃，而是創校理念的一部分：透過實際勞動學會守時、負責、合作，也學會尊重勞動本身。

放在今天看，這件事反而有點老派得可愛。十八、九歲的年輕人進了大學，以為終於可以專心在自己的專業上，學校卻先發給你一把掃把。

背後是一個很傳統的教育觀：受過教育的人，不只是知道得比較多，也應該懂得照顧自己生活的地方；應該知道有些事即使沒有人鼓掌，也總得有人去做。

自己的桌子

比利時的學校當然也教孩子不要亂丟垃圾、要把東西收好，也很重視環境、回收與永續。但「全班每天拿起掃把，分區打掃教室、走廊甚至廁所」，並不是一般學校生活的固定環節。教室與公共空間的清潔，主要還是由清潔人員負責。

差別其實很細。

比利時孩子也會被要求整理自己的桌子、收好用過的材料，活動結束後把東西放回原處。他們學的是：把自己用過的東西整理好。台灣過去的學校清掃卻往往再多跨一步：即使那張紙不是你丟的，今天你的掃區在這裡，你就得把它撿起來。

一邊比較接近個人責任；另一邊，則把公共空間的維護也納入集體生活的訓練。

願意，和習慣

也因此，回頭再看比利時這些成年人走上街頭撿垃圾，才覺得格外有意思。

比利時並不缺乏公共責任感。成年居民願意加入地方環保組織，公司號召員工參加清潔日，市政府提供垃圾袋與撿拾工具，背後同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。只是它更常以「自願」的形式出現：我住在這裡，所以我選擇花幾個小時照顧這個地方。

台灣傳統的學校清掃走的是另一條路。我們不是等到成年，才被問「你願不願意參加淨街活動」，而是在還不懂什麼叫公民責任之前，掃把就先塞到了手裡。每天十分鐘、二十分鐘，今天掃教室，明天倒垃圾。久了，公共責任不再是一場特別的志工活動，而是一種重複到幾乎沒有感覺的日常。

兩種方法很難說哪一種比較好。自願參與尊重個人的選擇；學校清掃則相信，有些習慣必須從小練起。真正值得想的是：當「服務」與「勞動」逐漸從教育裡退場，原本附著在這些小事上的生活教育，會由什麼接手？

當然，今天的學校和幾十年前不同。清潔是一種專業勞動，學生打掃不能成為學校節省人力的理由，更不該被拿來處罰或羞辱學生——這些界線都得說清楚。但如果因此走到另一個極端，認為孩子只需要對自己製造的垃圾負責，公共空間自然有別人處理，那麼我們也可能悄悄失去了一些東西。

彎腰的人

公共生活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：地上那張紙很可能不是你丟的，公園裡的空罐也不是，街角的菸蒂更不是。如果責任永遠只到「我沒有弄髒」為止，那麼再乾淨的城市，最後都需要另一個人替我們彎腰。

這個月在 Aalst，四百多個大人提著垃圾袋走上街頭，撿的幾乎都不是自己的垃圾。他們把這件事叫作永續、公民參與、team building。看在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眼裡，卻有一點熟悉：我們小時候做的，其實是同一件事，只是當年沒有這麼好聽的名字。

每天那十幾分鐘的掃地時間，未必讓誰變成了更好的人，當年大概也沒幾個孩子真心喜歡。但它反覆教了一件很樸素的事：

公共的，不等於別人的。

只是我也說不準：從小被要求彎下的腰，和長大後自己選擇彎下的腰，哪一種，比較撐得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