逃了一萬公里,還是不能用真名:《Unerasable!》
一名越南電影人逃到歐洲,仍不能用真名生活。《Unerasable!》讓人想起台灣流亡者的歷史,以及自由的距離。
這部電影的導演,用的不是自己的名字。
週末剛落幕的第二十五屆布魯塞爾藝術電影節(Brussels Art Film Festival)上,十三部參賽作品裡拿下首獎的,是一部叫《Unerasable!》的實驗紀錄片,副標是《Diary of a Hidden Fate》,一份被藏起來的命運的日記。
導演署名 Socrates Saint-Wulfstan Drakos,聽起來像是從希臘哲學、英格蘭聖人和某部奇幻小說裡各借一個字拼成的名字。它本來就是借來的,真正的導演和片中主角一樣,都是流亡者,身分不能曝光。
陽光與圍牆
電影主角以 C.P. 為代稱,是一名越南獨立電影工作者。二〇一八年,他因參與民主運動而遭受酷刑,最後被迫離開故鄉。
他先逃到泰國,在沒有合法居留身分的情況下生活了五年。對一般旅客而言,泰國可能意味著陽光、海灘與悠閒假期;對一個無法回家、又沒有合法身分的人來說,同樣的地方卻可能是一座看不見圍牆的牢籠。
五年,是很長的一段時間。長到足以讓一個孩子從幼稚園走進小學,讓一個成年人換工作、搬家,甚至重新規劃人生。但對一個等待身分的人而言,五年也可能只是反覆等待下一張文件、下一個決定。
後來,C.P. 終於抵達歐洲。
歐洲有民主制度,有人權公約,也有為逃離迫害者設立的庇護機制。照理說,他終於可以開始新的生活。
然而,電影並沒有給觀眾一個令人安心的結局。行政程序、居留身分與不確定的未來,繼續佔據他的日常。他離開了一個不允許他自由表達的國家,卻仍然無法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這不是說歐洲的移民制度與越南的政治迫害可以相提並論,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。但對於一個經歷過流亡的人而言,逃亡的結束,未必就是生活的開始。
製作單位 Cinemaximiliaan 是布魯塞爾一個長期和難民、新移民一起看電影、拍電影的團體。這部片由他們手中做出來,帶著一種不太修飾的質地。
從檔案裡走出來的人
英文片名 Unerasable,意思是「無法抹滅」。導演將私人影像與歷史檔案拼接在一起,讓一個原本可能消失在行政紀錄與政治新聞裡的人,重新擁有自己的敘事。
這也是電影最動人的地方。政治迫害可以迫使一個人離開國家,流亡可以打亂一個人的人生,但他仍然可以透過影像,保存自己經歷過的世界。
評審團給獎的理由說得很直接:在一個多數國家都還活在威權體制下的世界,藝術創作與見證本身,就是有意義的抵抗。
頒獎新聞很短,一則通訊社稿就交代完了。但看完片子走出戲院,我一直想著一個問題:自由的距離,到底有多遠?
一萬公里
地圖上,布魯塞爾離河內一萬公里。可是片子拍完、得了獎,導演和主角依然不能用真名站上台。原來離開那個國家,並不等於離開它伸過來的手。
這不是過度小心。二〇一七年,一名越南前官員在柏林街頭被綁架,押解回國,德國為此驅逐越南外交官,兩國關係一度凍結。歐洲的法治是真的,但它並不是一道牆。
筆名的年代
這種處境,台灣人其實不陌生。戒嚴時期,國民黨政府的監控一路延伸到海外,校園裡有「職業學生」記錄同學的言行,名字上了黑名單的人,護照到期就回不了家。一九八一年,陳文成教授從美國返台探親,被警備總部約談後,隔天陳屍台大校園。那一代在海外寫文章、辦刊物的台灣人,很多也用筆名。理由和這部片的導演一樣:怕自己出事,也怕家裡的人出事。
逃離故鄉,卻逃不離歷史。只是對台灣來說,那段歷史已經可以被公開談論,寫進教科書,拍成電影,掛上真名;對 C.P. 和他的導演來說,那仍是現在進行式。
自由之後
台灣終於走過了那段不能自由說話、不能自由回家的年代。今天,我們可以用真名寫作、拍電影、批評政府,也可以透過選票決定國家的方向。這些自由不是從天而降,是美麗島事件、鄭南榕,是那些回不了家的人,用漫長的歲月,甚至生命換來的。
看完《Unerasable!》,我想到自由還有另一個面貌。
C.P. 離開越南,在泰國度過五年沒有合法居留身分的日子,最後終於抵達歐洲。這裡有民主制度、有人權保障,也有為政治受迫害者設立的庇護機制。但他依然必須等待文件、等待決定,等待一個能夠安定下來的未來。
我們習慣把自由想成一個可以抵達的地方。只要跨過國界,離開迫害自己的政府,就能重新開始。
然而,對一個連明年能不能繼續留下都不確定的人而言,自由究竟從哪一天開始?
能不能工作、租下一間房子,能不能在日曆上安排明年的生活,而不必擔心一封公文就讓所有計畫重新歸零。這些對我們而言再平常不過的事情,對一個流亡者來說,卻可能是多年等待仍然得不到的安定。
台灣人曾經為了能夠自由說話、自由回家,走過很長的路。這部電影讓我想到,自由除了能夠離開,也應該包括能夠留下。
一個人終於不必再逃,能夠好好過日子,或許才是自由最平凡、也最珍貴的模樣。
燈亮之後
燈亮的時候,銀幕上留下的,仍是那個借來的名字。
我想起那些年在海外用筆名寫作的台灣人。他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回家的一天,只知道,不寫,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。
而我們這一代,可以用真名寫作,用真名投票,用真名在街上喊出不同意。這份自由太日常了,日常到我們幾乎忘了,它曾經離台灣很遠,遠到有人走了一輩子,都沒能走到。
C.P. 已經走了很遠。從越南到泰國,再到歐洲。他終於離開了那個迫害他的國家,卻還在等待一個可以安心留下的地方。
他的名字,還是不能被寫出來。但他的故事,已經無法抹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