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場火,兩個客廳——比利時教育抗爭裡的南北世界
同一場比利時教育抗爭,在法語區與荷語區媒體中被報導成兩個故事。本文從教師罷工、教育撙節與南北輿論差異,觀察比利時這個「兩個客廳」的國家如何安靜地分裂。
六月四日和五日,數千人走上布魯塞爾街頭,抗議法語區政府的教育撙節法案。有人闖入法語社群議會,街上有衝突、有逮捕,也有火光。
然而隔天早上,如果你同時翻開一份法語報紙和一份荷語報紙,會以為它們在報導兩場完全不同的示威。
法語媒體的標題,聚焦在警察的執法行為,包括對未成年示威者的強制驅離。荷語媒體的關鍵字,卻是「暴徒」、「示威失控」。政治人物的反應更直接。法蘭德斯社會黨 Vooruit 的 Conner Rousseau 揚言,要把搞破壞的人送去「再教育營」;法語區社會黨的布魯塞爾部長 Ahmed Laaouej 則回擊,說這種想法是法西斯式的偏差。
有意思的是,這兩個吵起來的政黨,都是社會黨。理論上,他們屬於同一個政治家族。
但在比利時,「政治家族」這四個字,有時候比較像遠房親戚:婚禮上會坐在同一桌,酒也敬了,笑也笑了;真正吵起來,還是各自回自己的村莊。
法語區的火,不是六月才燒起來
要理解這場示威,得先理解法語區教師這幾個月的處境。
法語區政府推動的「計畫法令」(décret-programme),把多項撙節措施打包成單一法案快速通過:高中教師面對班級的課時增加百分之十,薪資不變;正式教師的病假制度收緊;退休前的保護性安排縮減;過半數大學生的學費從 835 歐元調漲到 1,194 歐元;連學校免費文具和營養午餐的預算,也一併被削減。
最讓他們憤怒的,其實是程序。法案以快速程序闖關,反對黨痛批這是對民主程序的漠視,甚至要求議長下台。從去年十一月第一波抗議開始,這把火就一路悶燒到夏天:罷工、請願、一波又一波示威,滿載抗議者的火車從列日、那慕爾、沙勒羅瓦開往布魯塞爾。到了六月初法案表決前夕,所有累積的挫折感,終於在議會大廈前爆開。
對法語區的人來說,這場爆發是有前情提要的。他們已經看了好幾個月的連續劇,知道每個角色的委屈,也知道火是怎麼一點一點燒起來的。北邊很多人卻像是中途轉台,只看見最後一集的火光,便急著下結論:這齣戲品質太爛,演員全是暴徒。
北邊也在撙節,卻是另一齣戲
中途轉台的讀者常有一個誤會:以為教育撙節只發生在法語區,荷語區歲月靜好。
其實不然。
法蘭德斯政府同樣在砍。宗教課改革預計讓約 1,200 個教職消失,有老師得跑六所學校才湊得齊課時;學生助學金、幼兒托育補貼被削減;高等教育被砍掉超過 8,000 萬歐元,工會和學生組成「高等教育起義」聯盟上街抗議;超過 1,350 位校長連署,要求政府放慢改革腳步。
但荷語區的火候確實不同。
削減比較分散,沒有一刀直接切在每個教師身上;執政的 N-VA 又把部分措施包裝成「提升教學品質」:增加實際上課天數、減少空堂。這樣的語言,讓反對聲音比較難集結。荷語區也在抵抗,只是火還沒有燒成一片。
於是,當議會被闖入、街頭起火的畫面傳到北邊時,許多法蘭德斯人的第一反應,不是「我懂這份憤怒」,而是錯愕:這些人到底在搞什麼?
所以,RTBF公共電視台節目請來兩位南北媒體人(法荷)對談,資深記者 Alain Gerlache 點出了一個關鍵:法語區的人從去年底開始,就已經對這場改革有心理準備;法蘭德斯人卻是這幾天才突然發現,哇~原來南邊正在發生這麼大的教育衝突啊!所以他用了一個很準的字:sidération,一種集體錯愕。
因為荷語區沒看過前面幾個月的連續劇,只看到了最後一集的爆炸場面。
你看到火苗,我看到燃料
資訊落差只是表層,這裡一定要記錄一下媒體人的精闢見解。
Gerlache 提出了一組對照:荷語區的「秩序文化」(culture de l’ordre),對上法語區的「社會諒解文化」(culture de l’excuse sociale)。
在法語區的政治傳統裡,社會抗爭本身具有正當性。當示威出現脫序,輿論往往傾向把它理解為政府政策逼出的後果。火苗固然刺眼,但人們更想問的是:底下堆了多少乾柴?
在荷語區的眼中,暴力就是暴力。街頭破壞沒有正當性,也不應該被社會訴求包裝。Het Laatste Nieuws 的評論主筆 Van den Eynde 在節目裡說得很直白:在法蘭德斯人看來,布魯塞爾的示威經常被砸店的人「偷走」。年輕人破壞,不是為了表達訴求,只是想砸。有人說這是革命,法蘭德斯人卻納悶:革什麼命?
同一場火,南邊看到的是燃料,北邊看到的是火苗。
這組分歧甚至撕裂了左派內部。PS 和 Vooruit 的選民,其實未必相差那麼遠,但兩個政黨被各自的政治環境往不同方向拉。法蘭德斯的左派背後站著極右的 Vlaams Belang 和右翼的 N-VA,不對暴力強硬表態,就可能失血;瓦隆尼亞的 PS 則被更左的 PTB 蠶食選票,不站在抗爭者那邊,就可能被取代。
同一個政治家族,被兩個輿論場拉成了兩個物種。
兩個客廳的國家
住在布魯塞爾久了,會慢慢意識到這個國家一個奇特的事實:比利時沒有真正全國性的媒體,沒有真正全國性的政黨,也沒有真正全國性的選區。
法語區的人看 RTBF 和 Le Soir,荷語區的人看 VRT 和 De Standaard。兩邊的記者、評論家、政治人物,各自對著自己的觀眾說話。互不收看,也互不需要收看。
台灣讀者對「媒體同溫層」一定不陌生。藍綠媒體各說各話,社群演算法把人關進回音室。但台灣的分裂再深,至少還是在同一個客廳裡吵架:吵的是同一場選舉、同一個總統、同一份報紙頭條。你討厭對面的頻道,但你知道它在播什麼。
比利時不是同溫層,比利時是兩個客廳。中間隔的不是演算法,而是語言、制度,和一整套各自完整的公共生活。法蘭德斯人不是選擇不看法語媒體,而是法語媒體在他們的世界裡,根本沒有太多存在感。法語區的憤怒,對北邊來說,常常不是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,而是一則突然跳出的災難畫面。
所以當南邊悶燒許久的火終於爆開,北邊的人不是看見一場長期抗爭的結果,而是看見議會被闖入、街頭起火、警察逮人。前面幾集沒人轉播,最後一集卻突然全國上映。
教育撙節終究會過去,法案已經表決,學期也即將結束。但這場示威留下的問題,比法案本身更沉重。
當一個國家的兩半,連同一場事件都無法看成同一件事,他們究竟還共享著什麼?或許答案是:一個首都,一支國家隊,和一種對彼此恆久的、禮貌的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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