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說博物館像冰箱：東西放進去就不會壞。歐洲的殖民收藏，看起來正是這種超大容量款——冷凍了幾十年，等到政治氣候合適，才準備解凍，一邊道歉，一邊把流程、清單與條件攤在桌上。 圍繞博物館文物歸還，常見的說法是：歐洲早已面對殖民歷史，制度成熟、保存專業、程序公平，原屬國與社群應該耐心等待，別急、別吵，更別質疑。但這套敘事本身，就是一種權力技術。 2002：拒絕歸還被制度化的起點 2002 年 12 月，巴黎盧浮宮、紐約大都會博物館、大英博物館等 19 家歐美大型博物館共同發表《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與價值的聲明》。聲明承認歸還是博物館必須面對的議題，卻同時主張：博物館不是為某一國家或族群服務，而是為全人類服務。 這句話後來成了一面極其耐用的盾牌。它把殖民取得的問題，轉寫為保存與專業的問題；把佔有合理化為「普世使命」；也把原屬國與社群的要求，描繪成對文化共享的威脅。歸還在這一刻，被制度性地降級為「可以討論，但不必發生」。 比利時
歐洲點一根蠟燭：燭光節（La Chandeleur） 「燭光節」這個名字，近年來已慢慢被人遺忘了，更多時候大家記得的是，這天要吃可麗餅。因為用美食紀念傳統，比抽象的「光」，來得更具體，也更容易被留下。 然而越是講求數位化的年代，人反而越離不開最原始的東西：「光」，不同點光的方式，透露出各自的生活邏輯。 在比利時，一月或二月走進教堂，沒有人搶位、沒有年度方案，你站在燭台前，現在多半不用丟零錢，而是一張感應卡，刷一下，點一根蠟燭，火焰亮起，冥想、許願、一段只屬於自己的時刻，蠟燭會燃上幾個小時或陪你走完一段祈禱，燃完結束後，無法保留，也沒有人提醒你續約。這是一種「買一次、燃一次」的光，重點不在長期，而在當下是否需要。 二月二日的燭光節（La Chandeleur）（又稱聖燭節），人們在祝聖蠟燭的同時，也煎奶油可麗餅，金黃色的圓餅像太陽，宣告冬天終將退場，
極限運動之雙城冒險：台北 101 的攀登，與布魯塞爾高樓跳傘的制度差別
如果想理解比利時，與其讀憲法，不如打開一口淡菜鍋。藝術家 Marcel Broodthaers 以家常鍋具、青口貝、蛋殼與虛構博物館，拆解國族、制度與藝術權威的關係。
在達沃斯，沒有人真的關心小國的感受，只關心你值不值得被算進去。比利時拿到的十五分鐘，說明了一件事：在政治現實裡，被聽見從來不是權利，而是成本。
當古董餐具離開櫃子、走上餐桌，美感便不再只是觀看的問題，而成了入口的選擇。
布魯塞爾的風雖然依舊冷冽，但魚販黑板上寫下的「Skrei」卻暖了饕客的心。為什麼 2026 年的魚質被評為「Excellent」？ 當北海的「白金」遇上台灣的「黑金」烏魚，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？
主顯節後的第一個星期一，比利時北方迎來一個不放假、卻讓城市慢下來的日子——「失落星期一」。 安特衛普的清晨，肉卷麵包與蘋果球成了共同語言。
Marthe Donas（Tour Donas）是比利時現代主義中最長久被忽略的女性藝術家之一。她以男性筆名進入立體主義核心，與金區藝術家並肩創作，卻在戰爭與家庭中沉默三十年。
剛來歐洲時，我以為跨年會像台灣一樣浪漫，卻在布魯塞爾與多座城市，遇見爆竹街頭的驚心膽跳。幾年後，我選擇在家迎新。隨著比利時延長煙火禁令，這不只是規定，而是一座城市對安全的提醒。
佛蘭德新年有一封「要被朗讀」的信：孩子寫、孩子讀，長輩以禮物回應。這項源自印刷文化的傳統，延續至今日。與台灣紅包相比，一是表演交換，一是象徵賜與。不同媒介，同樣是願望落地的方式。
政治可以喊口號，制度不能亂算帳。比利時在歐盟踩煞車，不是因為魔法，而是因為後果太清楚。這一夜，Bart De Wever改寫了整個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