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成家庭拿不到福利:根特的制度改革實驗
比利時根特獲彭博市長挑戰賽百萬美元獎金,一個社福國家竟然要用慈善基金的錢,來解決符合資格居民卻未能領取福利的制度問題。
一個讓人不舒服的數字:70%
比利時根特(Ghent)剛拿到了一筆一百萬美元的獎金。頒獎單位是彭博慈善基金會(Bloomberg Philanthropies),獎項叫做「市長挑戰賽」(Mayors Challenge)——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城市創新競賽,今年從超過630個城市的申請中,選出24個得獎城市,根特是其中之一。
但比那筆獎金更值得注意的,是根特市長Mathias De Clercq在得獎感言裡說的一個數字。他說,在根特符合資格領取社會福利的家庭中,有高達七成根本沒有拿到任何補助。
不是因為他們不需要,不是因為政府不提供,而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福利的存在,或者不知道怎麼申請,或者在生命中最忙亂的時刻——比如剛生了一個孩子、剛失去工作——沒有任何人主動告訴他們:你現在可以得到幫助。
這個問題,就是根特想用這一百萬美元來解決的事。
社福國家的悖論:愈需要,愈難拿到
比利時是一個以福利國家制度自豪的社會。失業補助、育兒津貼、租金補助、殘障給付……這個清單很長,覆蓋範圍也不算窄。問題是:這些制度存在,不代表它們能抵達需要它們的人。
根特七成的數字,揭示的不是一個地方性的行政疏失,而是一個系統性的設計邏輯問題。
傳統的社會福利系統,邏輯是這樣的:政府把福利設計好,把申請管道開放,然後等民眾自己來辦理。這套邏輯,看起來很公平——規則一視同仁,機會開放給所有人。但它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假設:它假設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資格申請、知道去哪裡申請、知道需要準備什麼文件,而且有時間、有精力、有語言能力去完成整個流程。
這個假設,在現實中幾乎從來不成立。
不知道有這個補助的人,申請不了。看不懂申請表格的人,申請不了。剛生完孩子、睡眠嚴重不足、還要同時應付醫院、雇主和保母問題的父母,很可能根本沒有時間去市政廳問清楚。剛失業的人,頭幾個星期往往在震驚和慌亂中度過,不一定知道自己有權利在第幾天之內提出申請。
最諷刺的地方在於:通常是最邊緣化、最脆弱的群體,面臨最高的申請障礙。社福系統設計來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,卻偏偏對他們最不友善。這不是個別官員的失職,這是整套系統設計邏輯的失敗。
根特方案:主動出擊,而非等人來敲門
根特的市長在得獎聲明中直接點出了這個矛盾:「我們將重新設計城市支援居民的方式,圍繞著真實的生命事件,透過連結政府數據、協調各部門團隊,以及新技術,讓符合資格的家庭——包括今天有多達七成被遺漏的家庭——能夠主動、可靠地獲得他們應得的福利,而不是靠運氣。」
這句「而不是靠運氣」,是整件事最核心的批判。
在一個理想的福利系統裡,你能不能拿到補助,不應該取決於你是否剛好認識一個熟悉申請流程的鄰居,不應該取決於你的語言能力或識字程度,不應該取決於你有沒有時間在上班前跑一趟辦公室。
根特的計畫,要把這套邏輯翻轉過來。當一個家庭發生重大生命事件——孩子出生、家庭成員生病、失業——系統主動識別這個時刻,整合跨部門的數據,主動聯繫這個家庭,告訴他們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,並協助他們完成申請。
政府主動找人,而不是等人來找政府。
這個邏輯聽起來很簡單,但它要求的是政府運作方式的根本改變:各部門不再各自為政,數據必須互相流通,主動聯繫居民的責任必須落在系統身上,而不是落在那個還不知道自己有資格申請的人身上。
為什麼這個想法值得一百萬美元?
彭博慈善基金會由前紐約市長麥可·彭博(Michael Bloomberg)創辦,市長挑戰賽從2013年開始舉辦,至今已是第六屆,累計支持了全球337個城市的創新計畫,影響超過一億名居民。今年從超過630個城市的提案中,篩選出24個得獎城市,各獲得一百萬美元與專業運營支援。
根特能脫穎而出,原因不難理解。
它針對的是系統性失靈,而非個案問題。它選擇「生命事件」作為觸發點——人的需求不是平均分布在每一天的,而是集中在特定的人生節點:孩子出生、親人離世、失業、重大疾病。這些時刻,往往也是人最忙亂、最脆弱、最沒有能力去「搞清楚流程」的時刻,也正是系統最應該主動出現的時刻。
更重要的是,它有可複製性。福利申請率偏低的問題,不是根特獨有的問題,而是幾乎所有現代城市都面臨的系統困境。如果根特的實驗成功,它的框架很可能被其他城市直接借用。
公共系統為什麼無法自我修正?
彭博慈善基金會的政府創新主管詹姆斯·安德森(James Anderson)說:「用公共資金支持實驗性的嘗試、學習與調適,這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。這正是慈善事業存在的意義。」
這句話本身,其實也是一個問題。
為什麼需要一個美國億萬富翁的基金會,來資助一個歐洲福利國家的城市,去解決它自己的社會福利盲點?為什麼公共系統沒有辦法自我修正?
答案,大概藏在官僚系統的運作邏輯裡。政府部門習慣做已經被驗證的事,不習慣承擔實驗失敗的政治風險。跨部門協作,在任何公共機構都是一場艱難的內部談判。「主動聯繫居民」這件事,意味著某個部門必須承擔它過去從來不需要承擔的責任——而在沒有外力推動的情況下,這種改變幾乎不會自己發生。
更根本的問題是:現行系統對「沒拿到補助的人」幾乎是隱形的。那七成沒有申請的家庭,不會出現在任何統計報表上製造壓力,不會堵在市政廳門口抗議,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。沉默的失敗,是最難被修正的失敗。
這筆錢能走多遠?
一百萬美元,對於城市級別的系統性改革來說,不是天文數字。根特真正拿到的,或許更重要的是彭博慈善基金會提供的專業支援、全球城市治理網絡的經驗交流,以及這個獎項帶來的國際能見度,有助於在比利時國內爭取更多政策支持。
真正的挑戰,在執行層面。跨部門的數據整合,是一場艱難的官僚戰爭。主動聯繫居民,需要在效率與隱私保護之間找到平衡。而改變根深蒂固的政府運作邏輯,從來都不是一筆補助金能夠完成的事。
但根特至少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問題:如果一個福利制度有七成符合資格的人拿不到福利,那問題不在於那些人,而在於這個制度本身。
一個值得記住的框架
「你應得的幫助,不應該靠運氣才能拿到。」
在一個以福利國家自豪的比利時,七成符合資格的人拿不到補助這件事,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被看見的失敗。不是因為預算不夠,不是因為制度不存在,而是因為這個制度從來沒有被設計成真正走向需要它的人。
根特願意把這個數字說出來、並試圖去解決它,已經是一種誠實。
至於那一百萬美元到底能走多遠——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,要幾年後才會知道結局,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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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Bloomberg Philanthropies、Associated Press、Bloomberg Cities, Stad G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