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束光,兩種點燈情

一束光,兩種點燈情
二月二日的燭光節(La Chandeleur),像是台灣在廟裡點一盞平安燈

歐洲點一根蠟燭:燭光節(La Chandeleur)

「燭光節」這個名字,近年來已慢慢被人遺忘了,更多時候大家記得的是,這天要吃可麗餅。因為用美食紀念傳統,比抽象的「光」,來得更具體,也更容易被留下。

然而越是講求數位化的年代,人反而越離不開最原始的東西:「光」,不同點光的方式,透露出各自的生活邏輯。

在比利時,一月或二月走進教堂,沒有人搶位、沒有年度方案,你站在燭台前,現在多半不用丟零錢,而是一張感應卡,刷一下,點一根蠟燭,火焰亮起,冥想、許願、一段只屬於自己的時刻,蠟燭會燃上幾個小時或陪你走完一段祈禱,燃完結束後,無法保留,也沒有人提醒你續約。這是一種「買一次、燃一次」的光,重點不在長期,而在當下是否需要。

二月二日的燭光節(La Chandeleur)(又稱聖燭節),人們在祝聖蠟燭的同時,也煎奶油可麗餅,金黃色的圓餅像太陽,宣告冬天終將退場,宗教的光與餐桌上的光在同一天和平共處,誰也不搶誰的舞台。

岔個話題,說到煎奶油可麗餅,比利時可麗餅好吃的祕密在於麵糊裡加一點啤酒,讓邊緣蕾絲化、口感輕而不塌,金色拉格的中性最美,白啤帶來淡淡柑橘氣息,黑啤則太厚,反而不合適。不是因為住在比利時才這樣說,因為這個偏方真的百試不失手,又好吃!碳酸與酵母在熱鍋上留下細孔,酒精揮發,只剩麥芽的暖意。

依傳統民間說法,翻餅時左手要握著一枚硬幣(許願?)、右手持鍋柄翻面,與其說求取財富,不如說是一種專注練習,哦~那一刻,鍋柄果然比較聽話,麵餅一翻就過,但也沒有因此財富滿堂就是了。

話說回來,近年來教堂裡多了一種科技感,刷卡感應機嗶嗶聲擾耳,因為現金變少,蠟燭、玻璃、暖氣卻越來越貴,於是點不點這根蠟燭,對於教堂收入成了一個誠實又現實的選擇,你不是買一整年的保障,而是替此刻的自己留一個獨處的位置。

台灣點一年平安燈

鏡頭轉向台北萬華,一月的龍山寺點燈櫃台前其實不吵,大家低頭滑手機,也盯著自助機台,因為線上預約早已開跑,燈位像演唱會門票一樣被劃走,動作慢一點的話,就只剩邊角。平安燈、光明燈、財利燈、元辰燈,聽起來像一張人生選單,你不一定全點,但一定要先想清楚今年最需要哪一種。

流程清楚得像年度續約:先登記、再確認、繳費,然後亮一整年,LED燈柱取代油燈,QR Code 取代逐盞尋找,你不必記得燈長什麼樣,只要知道,它已經替你站好位置。

這種「提早點光」的焦慮,其實很古老。年獸的故事說得很直白:那是一種會在歲末出現的未知威脅,怕光、怕聲、怕紅色,人們於是提早準備、點燈、敲鑼、守夜,確保在新年來臨前把危險擋在門外。今天沒有人真的相信年獸,但我們依然習慣在一月底就把燈位鎖好,把平安預付完成,因為那種集體記憶仍在提醒我們——有些不確定,最好先處理。

台灣的光像訂閱制,一次付費,買的是一年份的安心;歐洲的光則偏向單次交易,付一次,照亮一段時間,然後放手。台灣人在一月底會焦慮是不是該點、會不會漏,歐洲人在燭台前只想此刻需不需要。哪一種比較靈,沒有人說得準,但可以確定的是,兩邊都在用光對抗同一件事:對未知的恐懼,只是選擇了不同的付款方式。

當煙火、天燈、焰火在越來越多城市裡被限制,那些不飛天、不爆炸、只安靜亮著的燈與燭,反而成了最能留下來的儀式,一邊是長期規劃的光,一邊是當下安放的火焰,同一束光,照見的不是信仰的高下,而是生活方式的選擇,而這兩種我都喜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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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oquette aux crevettes:一口咬下比利時的海風

Croquette aux crevettes:一口咬下比利時的海風

在比利時,croquette aux crevettes(鮮蝦可樂餅)不是創意料理,而是一道被時間反覆校準的傳統美食。它常出現在家常餐桌,也站得住高級料理餐廳;看似樸素,卻極度挑剔。真正好的可樂餅,外殼要薄而酥、內餡要滑而不膩,最重要的是——灰蝦的味道必須清楚說話。 這道菜的根基來自北海。比利時與荷蘭沿岸盛產的灰蝦(crevettes grises)體型小、風味濃,傳統做法會先用蝦殼慢慢熬湯,再把蝦肉拌回白醬。這個步驟很花時間,卻決定了好不好吃的關鍵:如果湯不夠濃,內餡就只剩麵粉的重量;如果比例失衡,整顆就會顯得油膩而空洞。 也因此,鮮蝦可樂餅成了布魯塞爾餐廳的試金石。近年由布魯塞爾城市與美食單位舉辦的評選,正是用來檢驗誰能把這道「簡單」做到極致。以下四家,是在評選與口碑中反覆被點名的最佳代表——理由,各不相同。 四家被評選出的最佳餐館,為什麼是他們? Fernand Obb Delicatessen 純粹、比例、老派耐心 位於Saint-Gilles的 Fernand

By Yu-Wen
誰決定了文物什麼時候回家?

誰決定了文物什麼時候回家?

有人說博物館像冰箱:東西放進去就不會壞。歐洲的殖民收藏,看起來正是這種超大容量款——冷凍了幾十年,等到政治氣候合適,才準備解凍,一邊道歉,一邊把流程、清單與條件攤在桌上。 圍繞博物館文物歸還,常見的說法是:歐洲早已面對殖民歷史,制度成熟、保存專業、程序公平,原屬國與社群應該耐心等待,別急、別吵,更別質疑。但這套敘事本身,就是一種權力技術。 2002:拒絕歸還被制度化的起點 2002 年 12 月,巴黎盧浮宮、紐約大都會博物館、大英博物館等 19 家歐美大型博物館共同發表《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與價值的聲明》。聲明承認歸還是博物館必須面對的議題,卻同時主張:博物館不是為某一國家或族群服務,而是為全人類服務。 這句話後來成了一面極其耐用的盾牌。它把殖民取得的問題,轉寫為保存與專業的問題;把佔有合理化為「普世使命」;也把原屬國與社群的要求,描繪成對文化共享的威脅。歸還在這一刻,被制度性地降級為「可以討論,但不必發生」。 比利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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