罷工變投票：比利時民主的代價

3月12日，布魯塞爾工會聯合陣線把超過十萬人帶上街頭，抗議De Wever政府的社經政策。火車停駛，機場癱瘓，學校停課。這個星期16/03-20/03法蘭德斯公車De lijn一星期輪流罷工，明天開始18/03-20/03布魯塞爾垃圾車罷工停收三天。

比利時人說這不是在罷工，他們是在投票。對台灣人來說，投票是一件很固定的事情：四年一次。如果對政府不滿，還有另一個武器——罷免。台灣甚至出現過所謂的「大罷免」，用選票直接把政治人物拉下來。

但比利時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同。這裡很少談罷免，真正用來表達不滿的方式，是罷工。

火車停駛、機場癱瘓、超市關門。整個社會一起按下暫停鍵，讓政府聽見聲音。對台灣人來說，這很難想像。在比利時，卻是再熟悉不過的民主語言。

長久住在比利時以後，罷工已經是一個熟悉的場景。對台灣讀者來說，這可能很難理解：一個民主國家，為什麼需要這麼頻繁地讓整個社會停下來？

數據可以回答這個問題。

比利時是歐洲唯一越罷越多的國家

事實上，歐洲的罷工趨勢，過去幾十年整體是下降的。西班牙從1990年代每千名員工損失309天，降到2008-2018年的76天。英國從30天降到20天。德國從來就不多，一直維持在個位數。

只有比利時，反其道而行。

從1990年代的31天，上升到2008-2018年的98天。2020-2021年，比利時以57天排在法國（79天）之後，位居歐洲第二。然後到了2022年，比利時幾乎創下紀錄——164天，是2014年以來最高，主要因為6月20日的全國大罷工。

De Wever政府2024年11月上台之後，工會已經發動至少13次全國行動，包括兩次超過十萬人的示威遊行。2025年11月的三天連續罷工，被企業聯合會估計損失10億歐元。

趨勢很清楚：比利時的罷工，不是在減少，而是在增加。

罷工是比利時人的投票方式

要理解這件事，需要先理解比利時的政治現實。

比利時是全球組閣時間最長的紀錄保持者。2010年，比利時541天沒有聯邦政府。2019年，再次超過500天。在這段時間裡，政府沒有辦法推動任何重大政策——但生活還是繼續，因為官僚體系自己在運轉。

這個政治文化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結果：選舉不能改變太多，因為組閣談判會把所有激進的政策磨平，但罷工可以。一次成功的全國罷工，可以讓政府暫停一個政策、重開談判、或至少讓執政者感受到壓力。

比利時工會的組織率，是歐洲最高之一——超過50%的勞工是工會成員。這不只是數字，而是一種文化認同：加入工會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，就像繳稅一樣。

所以，當De Wever政府宣布削減社會福利、提高退休年齡、凍結薪資成長，工會的回應不是等下次選舉，而是把人帶上街頭。這不是失控的社會，而是一個社會在用它習慣的語言說話。

台灣人表達不滿的方式，是選舉、是社群媒體、是太陽花學運式的街頭佔領、甚至是用選票再次罷免。比利時人的方式，是每隔幾個月讓火車停駛、讓超市關門、讓機場癱瘓。

兩種民主，兩種聲音的方式。沒有哪一種更文明，只是習慣不同。

罷工者越來越多是中產階級

傳統上，罷工被認為是藍領工人的武器——工廠、碼頭、礦場。但2020年之後的歐洲罷工潮，打破了這個印象。

2023年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年。德國火車司機罷工，讓整個鐵路系統停擺——這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，不是邊緣勞工。荷蘭的罷工次數是50年來最高，參與者包括大量服務業和知識工作者。芬蘭出現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政治罷工。法國個人罷工天數比前一年增加71%。

在比利時，Delhaize超市員工的長期罷工，成為2023年最受矚目的勞資衝突。這些人不是製造業工人，而是每天在社區裡工作的收銀員、補貨員、店長。

他們為什麼罷工？答案很簡單：通膨。

2022-2023年，歐洲通膨率飆升到數十年來最高水準。能源費、食品價格、房租——每一項生活支出都在漲，但薪資沒有跟上。中產階級感受到的不是「我變窮了」，而是「我明明工作，但每個月結算下來越來越難」。

罷工，是這種憤怒的出口。

比利時有一個自動薪資指數化機制——當通膨超過門檻，薪資自動調漲。這個機制理論上保護了工人，但它同時讓比利時的勞動成本比鄰國更快上漲，削弱了競爭力。這也是De Wever政府想要改革的東西之一——而工會的回應，是把十萬人帶上街頭。

台灣的對照：我們也在罷工嗎？

台灣的罷工文化，和比利時完全不同。

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低，集體行動的傳統薄弱。2019年的華航罷工、2023年的長榮航空罷工，在台灣已經算是大新聞——但在比利時，這種規模的罷工可能只是一個週三的地方新聞。

這個差距，不只是文化問題，也是制度問題。台灣的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對罷工的條件限制很多，加上台灣人對「讓別人不方便」有一種集體的心理障礙——罷工被視為極端手段，而不是正常的勞資談判工具。

但台灣的勞工問題，並不比比利時少。低薪、過勞、工時長、缺乏議價能力——這些問題都在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沉默著。

比利時人選擇讓火車停駛。台灣人選擇繼續上班，然後在網路上抱怨。

哪一種更有效？這個問題，值得想一想。

罷工會讓比利時變得更好嗎？

這是最難回答的問題。

短期來看，罷工確實有效——它讓政府放慢腳步、重新談判、或至少在公開場合說「我們聽到了」。但長期來看，比利時的競爭力問題、財政赤字、老齡化成本，沒有一個可以靠罷工解決。

國家銀行總裁Wunsch說「2025年是我們的世界崩潰的一年」，說的不只是外部衝擊，也是內部改革的迫切性。但每一次改革嘗試，都會引發新一輪罷工。

比利時陷入了一個奇特的困境：改革的必要性越來越清楚，但罷工文化讓改革的成本越來越高。十萬人上街的這一天，比利時比任何時候都更民主，但也意味著此時比任何時候都更難前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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