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貿易與農民生計的拉扯戰

歐盟-南方共同市場協定延期的背後,是自由貿易與農民生計的正面衝突。當工業要出海、農業要守土,政治常選擇拖延。把這面鏡子轉向台灣,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,其實都在回答同一題。

自由貿易與農民生計的拉扯戰

從歐盟-南方共同市場協定 看見台灣的鏡像

UE-Mercosur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的談判走了二十多年。1999 年啟動,2019 年達成政治協議,之後又被環境條款與國內政治反彈反覆推回門外。歐洲每逢歲末,總愛把大案推向最後期限,市場與氣候的拔河一再上演,像節慶檔期的固定戲碼。

就在昨天十二月的最後一個歐盟上班日,布魯塞爾街頭被拖拉機與催淚煙佔據,歐洲區的街角堆著乾草,會議室裡卻只剩冷掉的咖啡。原定在巴西福斯伊瓜蘇簽署的「歐盟-南方共同市場協定」,在法國與義大利的壓力疊加農民抗議後,宣布延期到 2026 年 1 月。所謂的聖誕停戰,此刻更像一場政治休兵。

這份協定,簡單說,就是歐盟要把汽車、機械、化工產品賣進南美,而南美國家希望把牛肉、黃豆、農產品送進歐洲市場。問題不在於交換本身,而在於誰為交換付出代價

不只是「汽車換牛肉」

支持加速簽署的一方,以德國與西班牙為代表。德國需要新的出口市場,西班牙強調與拉丁美洲的歷史與語言連結;歐盟高層則反覆提醒,如果歐洲不制定規則,拉丁美洲的貿易秩序可能會更快向中國靠攏。

反對或踩煞車的一方,則以法國、波蘭、奧地利與後來靠攏的義大利為主。他們的理由聽起來很熟悉:農民無法承受低成本進口競爭,環境與食品安全標準不對等,這是一場「不公平競爭」。

亞馬遜雨林成了象徵性的紅線,環境團體與多個國家要求,任何協定都必須附上可執行、可監督、可處罰的永續條款,而不是只寫在文件裡的漂亮承諾。

比利時的沉默,為什麼變得大聲

在歐盟理事會裡,比利時的角色特別尷尬。這個國家必須先取得國內三個地區的一致立場,才能投下贊成票。南部瓦隆大區基於牛肉與甜菜產業強烈反對,法蘭德斯與布魯塞爾首都區意見分歧,最後只能選擇棄權。

在歐盟的表決制度下,棄權不會幫助協定通過,效果等同默默站在反對方。更關鍵的是,只要反對陣營湊足一定比例,就能形成「否決少數」,讓協議無法跨過最後門檻。於是,比利時的沉默,成了一道看不見卻實實在在的牆。

這一幕,對台灣其實並不陌生。

把鏡子轉向台灣

台灣同樣是一個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,也同樣在每一次對外經貿談判中,反覆面對同一個問題:工業要走向世界,農業要如何活下來?

ECFA

ECFA,全名是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,簡單說,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一份經貿安排。它讓部分台灣產品可以較低關稅、甚至免關稅進入中國市場,尤其對工業品短期有利。

但 ECFA 從來不只是經濟協議,它高度依附政治氣候。市場可以先打開,規則卻隨時可能改變。對農業來說,即使沒有立刻全面開放,也長期處在「下一步會不會輪到我」的不安中。

歐洲農民上街抗議,反對的是未來的風險,而不只是當下的進口量,這一點,和台灣農業面對 ECFA 時的心理結構,非常相似。

CPTPP

CPTPP,全名是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」,是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圈。成員之間彼此大幅降低關稅,並對環境、勞工、食品安全訂出較高規範。

對台灣而言,加入 CPTPP 常被形容為「不能缺席的門票」。但現實是,這不是只要準備好就能加入的考試,而是一場政治與經濟同時進行的交換。

在這張談判桌上,台灣最容易被要求拿出來的,往往是農業開放:稻米、豬肉、水果。問題從來不是「要不要開放」,而是誰來承擔轉型的成本,以及補償是不是先到位,而不是事後補寫。

農業,從來不是小問題

在經濟數據裡,農業佔比不高;但在選票、土地、家族與地方社會裡,農業佔比極高。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的拖拉機,能把整個城市堵住。

台灣也是如此。農業不只是產業,而是一個承載地方結構與情感的系統。當政策只談戰略高度,卻把農民視為可被延後處理的成本,反彈只是時間問題。

你要賣牛肉與汽車,我也要賣雞蛋馬鈴薯

這句話放在歐洲,是現實;放在台灣,更是日常。

德國要賣汽車,法國農民要守牛肉;台灣的科技業要進入更大的市場,農村要守住生計。自由貿易並不是錯,但它必須回答三個問題:誰先受傷?傷多久?誰付帳?

歐盟-南方共同市場協定的反覆延期,並不是效率不彰,而是民主制度在逼迫政治人物面對現實:漂亮話,終究要用預算、補償與制度來結帳。

對台灣而言,真正的抉擇不是要不要加入世界,而是:在加入之前,是否願意把代價說清楚,把緩衝準備好。

歐洲聖誕燈還亮著,協定像掛在街樹上的大禮包。拆不拆,從來不是儀式問題,而是誰願意先承認:這份禮物,沒有免費的。